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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人生写传奇——记著名财政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革命家许毅
 

    惊闻许毅先生于2010年11月1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4岁。许毅先生生前曾任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财政部党组委员、中国财务会计咨询公司(现中华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简称中华咨询)董事长、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顾问等职。他作为中华咨询的创始人之一,为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和财务管理咨询事业奠定了基础,为行业培养了众多高级专业人才。回顾这位睿智练达、乐观幽默的财政学家走过的几十年财政生涯,相信每个财会人都会心怀崇敬。谨以此文,怀念这位中国财政学界的泰斗。  

    许毅(1917-2010),原财政部党组成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38年投身革命,194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后从事根据地财经工作。先后担任苏北联抗司令部粮秣处主任,紫石县财政局副局长。抗战胜利后,任苏中行政公署财政厅军粮特派员、苏皖地区一分区专员公署财经处粮库主任。解放战争期间,先后担任华中支前司令部财粮部副部长、财经分处主任、粮秣总站站长和裕丰实业公司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从事城市经济工作。
    许毅是我国集财经理论研究之大成者,他倡导“国家分配论”,创新《财政学》理论体系,提出“广义财政学”基本思路,强调“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辩证关系,超前研究“三农”问题破解之道,展开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经济学的新探索,并对财经史学的研究作出了特殊贡献。
    作为“十月革命”的同龄人,许毅的人生经历在众人眼中就是一段传奇。从纱厂学徒到杰出的财经理论家,从报国无门的热血青年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许毅身上总洋溢着一股“乌蒙磅礴走泥丸”的气概。
 
寻求人生真理坚定革命信仰,栉风沐雨成就无产阶级战士
    1917年11月,许毅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县姜灶镇。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许父被迫远走他乡,原本殷实的家境逐渐衰落下来。年仅13岁的许毅不得不到海门大生第三棉纺厂谋生,当起了学徒。在工厂的三年时间  里,许毅广泛接触文化与会计知识,这段经历也在有意无意之中成为他从事财经工作的起点。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6岁的许毅开始思索起民族危亡、国家命运等沉重的问题,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向往之情也更加明朗起来。1938年11月,许毅正式投身革命工作,自告奋勇组织力量并担负起苏北敌占区救亡工作团联络部部长的使命,到敌占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作为当时新四军与国民党的联络员,他冒着生命危险在陈毅指挥的黄桥战役中立下了战功。
    1940年起,许毅在苏北地区先后担任“联抗”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联抗司令部大队教导员,主抓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尽管他本人那时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员,但凭借着少年时代在北伐战争时期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红十四军时期就已接受的革命思想洗礼,许毅不畏艰险,日夜征战在革命工作的第一线。
    1941年9月,“联抗”领导为了加强部队后勤保障工作,任命许毅为“联抗”司令部粮秣管理处主任并兼任泰北办事处粮赋科长,他由此从统战工作、敌工工作和军事工作转入了革命财经工作,1943年起又兼任江苏省紫石县财政局副局长和生产建设科科长。从此,他便开始了与财政工作跨越一个甲子的不解之缘。
    1945年日本投降后,许毅又奉命调到苏中行政公署财政厅,任军粮特派员和苏皖地区一分区专员公署财经处粮库主任。烽火连天、峥嵘岁月的革命斗争,使许毅积累了丰富的财经工作实践经验,铸造了他不畏艰险、坚忍不拔,敢于在复杂形势下开创新局面的领导风格。
    1946年,粟裕领导的苏中自卫战役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辉煌战果,许毅分担的后勤保障工作为作战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淮海战役之初,他担任华中支前司令部粮食局副局长,兼任财粮部副部长。1949年渡江战役期间,任苏北粮食局局长,兼任苏北支前司令部财粮部副部长,负责组织苏北片的财粮支前任务。在陈云的直接指挥下,许毅参加了对资产阶级敌对势力的第一次重大经济斗争。他指挥数十万水运大军,由苏北地区向上海和苏州突击运输粮棉,粉碎了敌对势力妄图通过发动“米棉之战”来从经济上搞垮中国共产党、并置新中国于死地的阴谋。1950年初,许毅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任计划处处长,正式开始了城市财经工作。
 
身在实际部门坚持理论探索,投身财经科研高举“司令”大旗
    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许毅先后担任华东财政部计划处处长、税务管理局副局长,1954年被调入财政部经济建设财务司,1956年任工业财务司副司长,两年后任基建财务司副司长和第二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岗位的变动、职务的升迁是客观工作的需要,但这也成为当时许毅主动把握自己未来理论研究发展道路的基石。正是在众多专业岗位上的磨炼锤打,使他具备了广博的财经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为他以后进行有创见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财经工作一线的领导岗位上,许毅继续着对财政经济问题的探索。他一方面加强对财政收入、重要物资、军政机构经费的统一管理,把有限的财力集中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服务于抗美援朝时期“边抗、边建、边稳”的政策需要;另一方面,积极学习财政经济理论。同时,他从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要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财政经济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与中国的经济建设实践紧密结合。
    在认真攻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著作的同时,他积极向经济学家请教,与王琢等同志一起,参加了由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骆耕漠、宋涛、秦柳方等组织的“经济问题双周座谈会”。他以一个“小学生”的身份,与这些大家探讨基础理论问题,又经常将自己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矛盾提到会上,请他们在理论上给予论证和解释。这使他能不断地剖析和处理工作中的矛盾,从理论高度认识事物的本质,并且提出了许多单纯从事理论研究的同志所难以得出的真知灼见,逐步树立了从巩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国民经济出发来研究指导财政工作的基本观念。他在刻苦磨砺中读完了“我的大学”,实现了从进城干部到“红色专家”的脱胎换骨的转变。
    许毅从薄一波的“二三四”理论和陈云的“四大比例、三大平衡”理论中,深刻领会了研究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财政与国民经济相互关系的重要意义。认为比例、平衡关系永远是国民经济管理中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据此,许毅开始把比例和平衡关系作为他建立财政经济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在从事财经管理实务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关于国民经济管理的理论观点。
    在对若干典型工业企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许毅的第一篇经济论文《关于经济核算的几个问题》在《经济研究》1958年第四期发表。在这篇论文中,他就国民经济范围内的经济核算同企业范围内的经济核算的矛盾和统一提出了独到见解。这一富有创见性的理论探索,把传统上只讲微观企业核算的经济核算研究推向了宏观领域,并启示人们对整个财政经济问题从宏观决策上进行研究。
    从时代背景上看,1958年是盲目追求高速度的大跃进时期。在这个宏观决策上出现战略上失误的时候,许毅提出国民经济范围经济核算更显得难能可贵。密切注意和研究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是许毅探索中国财政经济工作特点的主要方法,在财政部工业财务司副司长、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等工作岗位上,他对流动资金、固定资金这两大资金再生产进行了深入研究。随后,他以经济核算理论为基础,深入调查研究了流动资金管理问题,并同王琢、黄菊波合作,于1959年写出了专著《流动资金简论》。1981年,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又完成了《社会再生产规律与流动资金运动》一书,其中的许多观点都是对《流动资金简论》的修正、补充和发展,这表明他从宏观决策角度研究流动资金的理论又有了新的突破。
    1963年,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岗位上工作了五年多的许毅,向财政部党组主动请调到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担任所长,专职从事财政科学研究和领导工作。作为财政科学研究所的第三任所长和财政部党组成员,他履职后立即开始着手认真探索财政科研的特点。他认为,财政科研所需要对实践中提出的理论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探索,要把为财政部工作中心服务和财政学科建设这两大使命结合起来,所选择的课题应战略性和稳定性兼备。在他的主持下,财政部科研所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研究人员的工作热情也一再升温,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十年浩劫期间,财政科研所被撤销,许毅本人也遭受了长期迫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许毅恢复原职,任财政部党组成员,并出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在财政部党组的大力支持下,他全力投入了重组全国科研队伍的工作。他敏锐地意识到,在新形势下科研工作必将有大的发展,于是在国家政策引导和部党组的支持下,开始有步骤地建立三位一体的财政科学研究体系:第一,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部门的财政科学研究所;第二,建立中国财政学会,把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第三,建立研究生部,培养从事理论和实践的高级人才。
    财政科学研究所恢复之初,许毅深感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广泛发动理论工作者、教学工作者和业务工作者,并使之紧密结合起来,使专业理论研究部门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和发展。他积极联络财政学界、会计学界的知名人士,与杨纪琬、杨春一一道,在财政部陈如龙副部长的主持下,于1979年3月在山东烟台组织召开了中国财政学会、中国会计学会的筹备会议和科研、教学研讨会议,许毅任会议秘书长。此后,经过近十个月的紧张筹备,中国财政学会和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三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于1980年1月在广东佛山成功举办,许毅被推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1983年5月,在中国财政学会年会暨第六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上,许毅作了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他提出要把财政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对经济规律体系、经济管理体系、经济杠杆体系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许毅的讲话,为中国财政学会成立后的各项建设奠定了基础框架。
    作为中国财政学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许毅不仅显示出大家风范,还表现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不少人赞誉他既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又是一位善于团结各方人士、搞“五湖四海”的社会活动家,他像磁石一般将财政科研战线各方面的力量吸引到一个中心组织的周围。在许毅等老一辈财经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起财政科学研究所(室)和财政学会,部分地、市、县也成立了财政科学研究机构和学会组织,改变了过去那种财政学科研的落后状态并初步形成了财政科研体系。我国财政科研领域有今天蓬勃发展、百家争鸣的局面,与许毅倾注的大量心血是分不开的,人们既崇尚他的组织才能,又钦佩他光明磊落的为人,都亲切地称他是财政科研战线的“司令”。
    许毅认为,财政部门是一条重要的战线,需要千千万万受过严格的基本功训练、学识渊博的优秀接班人不断投身其中。而培养这种高级人才也应当成为财政科学研究所的重要使命。所以在1978年8月国家恢复了学位制度之后,他立即建议在财科所内设立研究生部,这项建议得到了财政部领导的支持,财科所的研究生部迅速组建起来,一大批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成为第一批研究员兼研究生导师。1981年,许毅本人成为了全国第一批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并当选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
    在改革开放初期,许毅就意识到对外招商引资不能只靠优惠政策,更主要的是应当建立起一整套既与国际接轨又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税收法律法规制度。为了学习研究有关引进技术和资金的涉外政策,许毅在国务院进出口委员会的领导下,与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取得联系,邀请了一批美国的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并由中国财政学会出面在大连举办了一次国际税收研讨会。随后,许毅又与同事一道,以中国财政学会和中国会计学会的名义向当时国际著名的八大会计公司了解了有关国际税收、注册会计师验资、审计等国际通行作法。1979年,他与杨纪琬一起,在财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开始招收西方会计硕士学位研究生,1983年起招收博士学位研究生.开始了高级会计人才的培养。
 
与时俱进捍卫马克思主义,锐意创新成财经理论大家
    上世纪60年代初,正是我国“一五”、“二五”计划刚刚完成,各方面都在总结经验的时期,1963年,许毅与刘礼新合作编写出版了《基本建设财务与拨款》一书,对中国基本建设从立项、建立概预算到拨款的财务制度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性论述。
    同一时期,财政理论界在新中国财政理论重新构建的过程中形成了很多不同意见。1964年8月,财政部科研所在大连组织召开了史称“第一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的财政学理论研讨会,对当时财经理论界已经形成的一些流派的主要观点展开了充分讨论。许毅在会上充分阐述了自己对国家财政的认识:分配政策与手段是同生产关系进而与上层建筑紧密联系的,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东西,它的性质反映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反映着上层建筑的性质,而作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它将能动地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应当成为分配的主体,国家通过财政对社会总产品进行直接分配和间接分配,从而达到调节社会各阶级阶层分配关系的目的。经过这次会议的辩论,许毅表达的“国家分配论”观点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赞同,这使他成为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研究中“国家分配论”这个主流学派的重要代表。
    改革开放以来,许毅自始至终怀着无产阶级战士的高度责任感与使命感参与改革理论的探索,并不断打破陈规、与时俱进,不但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型时期的财经理论体系,也使他在同行中始终居于学术研究的前沿位置。他主张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入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问题并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改革开放初期,他与陈宝森一起在有关院校的协助下,编写了《财政学》一书,这本书专门探索了财政分配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把积累和消费这对基本矛盾作为主线,为财政学建立起了一个不同于收、支、平、营传统研究体系的全新的社会主义财政学体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财政分配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预算在社会分配中的比重下降,客观上要求重新认识财政在国民经济中发挥调控作用的途径。许毅认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财政理论必须有新的突破,要从被狭隘化的“国家分配论”等老框框中解放出来。为此,许毅于1993年发出了建立“广义财政学”的倡议,他撰文论述了广义财政学的基本思路,以马克思提出的三大基金、六项扣除为原理,形成了熔直接分配与间接分配于一炉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财政学框架。1994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一批财政经济研究的专家和中青年学者,编写了《走向新世纪:中国财政经济理论丛书》,从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经济结构转轨时期的财政政策,国民经济活动的各个主要方面与财政分配的内在关系等方面,作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为广义财政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强调,在现阶段,必须从改造小生产、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这个最低纲领做起,完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完成的现实任务。针对这一问题,许毅把研究工作重心放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转型期的财经理论研究”这个课题上。他以这个大课题为出发点,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转型的实质、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所在和中国国情的由来、新世纪中国的国际经贸、外交、军事发展战略这些宏观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并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资金调度使用、企业管理、财政绩效评价、医疗卫生文化事业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分项研究。他认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闭关锁国地求得发展。在此形势下,我国应当积极地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进行经贸往来,但这种往来和开放只能在保证自身根本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与国际通行的经贸“游戏规则”的接轨,而在坚持根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问题上则不允许有任何改变和动摇。
    许毅以其崇高声望和卓越成就,被公认为中国革命从艰难曲折走向胜利的征途中成长起来的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财经理论家。许毅对革命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贞不渝,在财经理论上的不断探索和创新,在财经科研队伍建设上的成就,以及他那海纳百川的胸襟,对同志和学生无私的爱和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成为指引学界后人不断开拓创新的一面旗帜。


 
悼念许毅诗作
耄寿曾将百岁期  惊闻噩耗泰山颓
文章百卷留忠骨  运动千锤锻鼎彝
树帜财研歌屈贾  领军硕博傲宣尼


难忘“捉鬼”批“加码” 首论危机议社资
    注:1959年出现了物资供应紧张,李先念要财政部“捉鬼”。财政部责成许毅组成“捉鬼小组”,研究基本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和财政收支的关系。许毅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为指导,重新核算工农业产值、财政信贷收支、基建投资以及物资供求等关系,首次提出“基建投资规模过大,轻重工业比重失调,财政是假超收真赤字,靠银行发票子支撑信贷规模,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结论。许毅在交给李先念的报告中严肃地指出:“热情是可贵的,规律是不可违背的!” 这是理论界首次发出对社会主义也会有危机的议论。
 
本文转载自《中国总会计师》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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